相得益彰(对谈丨相得益彰还是双峰并峙)
本文摘要:刘梁剑唐小兵梁志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世纪初,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大体上达成了离别。在整个19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展开来,彼此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日益明

刘梁剑唐小兵梁志

梁志(华东师范大学习历史学系教授):19世纪初,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大体上达成了离别。在整个19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展开来,彼此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日益明显,学科分化进一步加速。但值得注意的是,分与合是并行的。正如列宁在20世纪初所阐发的那样:“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时尚,不只在配第年代存在,在马克思年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时尚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愈加强大了。”从这个角度讲,现在的跨学科研究当属题中应有之义。

在人才培养方面,2018年教育部正式提出“新文科”理念,大体包含如下含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首要条件下,对应国家和社会进步需要;达成多层次的学科交叉;在文科教育中应用新技术。落实到历史学本科人才培养,主要呈现为培养目的中实践导向和需要导向的强化、不同层级的跨学科教学与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

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习历史学系“思勉班”入选教育部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思勉班”旨在培养可以将不同学科常识嫁接融合、具备复杂思维、拥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适应信息化年代和不同职业需要的历史学本科人才。为此,2020年11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习历史学系启动了“历史+”跨学科系列对话活动,第一期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和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就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展开对话。

(一)刘梁剑教授

梁志老师从新文科的大背景出发,对大家进行“历史+”活动作了说明。在于,在跨学科对话的过程中,会激起出大家在进入对话之前所没的一些想法。这是跨学科对话的魔力之所在。我近期也在考虑,在新文科背景下,哲学学科应该如何进步?其实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哲学,都面临如此一个挑战。根据哲学系郁振华老师的学术史梳理,华东师大哲学系开创者冯契先生上承金岳霖先生,继承了中国近代哲学传统中清华学派的知识特征。华东师大哲学系一个要紧的特征就是它比较关注哲学理论的创造,重视面向问题和对问题的剖析。基于如此的哲学传统,大家在探究新文科背景下哲学该怎么样进步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大家如何才能可以更好的进行哲学的原创?在新文科的背景下,哲学原创不能离开跨学科。

按我的领会,哲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史家式的哲学史研究,一类是哲学家式的哲学史研究。哲学史家式的哲学史研究大概是如此:针对某一历史时段,把一些哲学思潮、哲学家的思想、哲学的理念等作为对象来进行把握,勾勒这一历史时段思想演化的脉络,获得对这一历史时段各个哲学家思想的客观把握。与之不一样的是哲学家式的哲学史研究,其意义与前者有所不同。哲学家式研究哲学史比较关注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往的哲学家推进到哪一个地步,里面有什么还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大家是不是能做出新的推进。如此的对哲学史的认知会比较重视以往的哲学家对问题的“洞见”,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见解,也会关注其中存在哪种盲点,即以往哲学家对问题的考虑有什么不足之处。知道洞见和盲点,最后是为了“下一转语”,也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有所推进。这个“推进”,正是哲学家要探讨的工作。从中大家可以看出,“哲学家”对以往哲学史的态度,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现成的、对象式的东西来加以把握,而是重视它该怎么样作为一种思想的资源,面对当下的问题来发挥用途。这大概是所谓哲学家式的哲学史研究的特征。关于哲学家与哲学史的关系,黑格尔过去说过: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是对哲学史的概要。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常常要回溯到哲学史当中,因此哲学史已经变成了哲学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出于如此一个内在的需要,不能不做一个哲学史的研究。

哲学家式的哲学史研究,关注以往的哲学史对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怎么样。这也就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下问题”的变化。当下问题可以是一个源自哲学史内部的学术问题,但愈加要紧愈加迫切的当下问题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当大家谈到“哲学是年代的精神精华”的时候,大家是在说它可以面对这个年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一个理论的解决。哲学史有时直接面对当下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它会以其他学科为中介。哲学是一个很抽象的、形而上的学科,现实问题则是很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二者之间应有一种“形而中”的联接,这大概就是其他学科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如政治、历史等学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已经有理论上的提炼,哲学就需要从如此的学科里面汲取素材,作进一步的哲学考虑。假如哲学在一个新的年代背景下面要真的有所推进,也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大家习惯上说“文史哲”。哲学与文学、历史具备一种天然的关联性。比如大家这三个学科都会读《庄子》《论语》《老子》如此一些一同的文本,虽然彼此研究的进路有所不同。不过,另一方面,哲学又常常与科学有密切的关联。科技的前沿的问题总是会推进对哲学问题的考虑。在法国哲学的语境下,大家会看到,哲学与文学、艺术等的关联特别密切,当代法国思想家会借用文学、艺术如此的形式来对提源于己的哲学看法。哲学要在“新文科”背景下获得进步,就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加法,并从中提取源于己真的的问题。

和哲学史研究不一样的是哲学研究。哲学研究的工作特征之一便是定义剖析。借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讲就是“穷理”,即对道理的“穷究”,穷究一些根本的道理。如此的工作不能离开定义考察。“定义”与“观念”有所不同。“定义”与“观念”有什么区别也可以延伸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上有什么区别。思想史在非常大程度上会研究“观念”,但哲学或哲学史非常大程度上会研究“定义”。相对而言,“定义”的边界较为明确,是一种纯粹边界理性的考虑。“观念”愈加趋向表达idea,大家会感觉到它的边界不那样明确,它无需完全的理性,可以与感性的东西更多的关联起来。所以假如做哲学史研究或者做哲学的考察,它会愈加强调定义,在逻辑的基本框架下考察各个定义之间的关系,包括定义的历史演变关系。而因为“观念”与感性联系较多,它更容易有一种推进社会变革有哪些用途或形成与社会发生关联的一种关系。在哲学史的考察中,对一个概www.hxxmj.com念的外部影响有时不是那样的关注,反而会比较重视定义内部的那些关系;但思想史的考察会比较关注观念及其外部条件,与它们与社会的影响之间的关联。

(二)唐小兵教授

关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是“相得益彰”还是“双峰并峙”?其中隐含了一种想要使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那些真实存在的、彼此对他们的理解、误解等等呈现出来的意图。刚刚刘老师更多的把哲学、哲学何为、哲学史与定义和观念的异同等进行了一个梳理。我在这里先从一个故事讲起。不少年前,那个时候华东师大哲学系主任是陈嘉映老师。陈嘉映老师比较喜欢喝酒,有一次喝酒后对一个锐意进取研究中国哲学的年青讲师说:“你研究中国哲学,可是这个首要条件就有疑问,中国有哲学吗?”陈老师曾在美国念书,接触到的更多是西方意义上的“原初”式的哲学,是对于定义、理念等纯粹形而上的研究。在他以古希腊罗格斯为原型进步出的西方哲学参照系看来,中国先秦、魏晋、宋明等历史时期呈现和凝聚出来的经典,更多的是思想的发生史,换言之,传统中国只有思想的历史,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的历史。在这里大家或许会追问,当“哲学”、“哲学史”等如此的定义在清末民初进入中国,它是如何“落地化”、“当地化”的?中国学者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持续努力让西方的学者觉得中国有“哲学的历史”?这是有一个漫长的争论的。当地的一些学者尝试用西方的学术办法来重新讲解中国的思想传统,譬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后世新儒家对中国宋明理学的阐释,但这部分著作也遭遇一种强烈的反弹与批评,觉得他们都是在用西方作为一个模型和尺度来衡量中国。在我看来,这里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中,哲学史研究的特征是高度的形而上学和高度的定义化,而这个定义本身有它自己的生命和历史。当大家在对一个哲学定义进行研究时,譬如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关于王阳明“有无之境”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写中国儒家哲学三个大年代,从中你会看到他们对经典文献中出现的一些哲学定义、观念相互之间的异同、进步、延替做出了一些很细腻的辨析。这个“辨析”,愈加趋向于一种高度抽离历史语境的论述,在如此的论述中,他会觉得定义本身是有其生命和尊严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想和梁剑兄讨论:一方面大家会看到一个哲学定义是不会完全依靠于什么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是脱离context而存在的,有其内在的尊严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无论思想还是观念,大家更多地会觉得它依托于一个具体的年代语境、思想语境和个体的生命处境而形成的,如阳明哲学兴起背后隐含着有儒家政治理想的念书人得君行道的路径被阻塞后面向民众直接觉民行道的价值取向。因此,假如说哲学史的研究更多地是要高度的抽离、跨越,而思想史的研究更多的要还原,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看他的思想观念的衍生、凝聚和变异过程。这中间便存在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一个定义被觉得是具体的历史情境所影响而形成时,会不会致使大家对任何年代形而上学的定义或观念的理解走向机械的决定论?定义和观念本身的自主性何在?一些人将思想史研究视作比较低阶的知识(相对于哲学史的高度定义化操作),将其认作是从报刊杂志中的讨论进行容易地、表面化地选取和聚合,没呈现出观念、定义背后深层次的意义,觉得思想史并没一种理论结构去介入舆论话语背后的隐藏文本,因此被哲学史研究所轻视。与此同时,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也会去追问哲学史研究是不是割裂了哲学家与年代之间的关系?历史性在哲学定义的产生中到底饰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历史性和具体性会损害定义的自主性还是会帮大家理解年代赋予定义的特殊意味?思想史和哲学史,到底是“相得益彰”,还是“双峰并峙”甚至形成相互轻忽的鄙视链?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都存在一种区隔,哲学史中的“史”是怎么样展示历史的维度的?这里举余英时先生的例子来做一些具体的讲解。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医生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出版后,除去在史学界,在哲学史研究界引起巨大反响。以前大家讲到朱子学等宋代儒学,更多的是牟宗三等新儒家等学派那样高度抽离历史语境和定义化的哲学史研究。而在这部作品中,余英时先生把朱熹的思想放在宋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当中,将其放到各种士医生官僚集团的政争中来看“以天下为己任”、“共商国是”等这部分核心观念背后的现实指涉。在那样的政治语境中,他们试图用如此的方法来获得一个得君行道的空间来达成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回复到三代之治的黄金年代。如此的还原把定义的历史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中,从外在的视角看思想本身产生、蔓延的历史,研究其在那个年代成为支配性主导观念是什么原因。该书出版后,陈来、刘述先等儒家学者先后发表文章对此进行讨论。其中,杨儒宾先生在评论文章中对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提出了严厉地批评,他觉得余先生的书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来阐释宋儒的基本观念,无异于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对此,余先生写《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一文对杨的批评进行回话。文中所呈现的,正是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那样一个隔阂、误解、融合、交流与互动与一个相互理解的可能。当特别多的学术研究只不过从一个形而上学的定义来理解一个特定年代的具备共通性价值的观念和定义时,余先生独辟蹊径,从一个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把价值观念背后的历史意涵和政治意图呈现出来。

思想史研究更多的是想把外在理路和内在理路相结合,所谓外在理路就是从一个年代特定的政治文化、社会风气、经济情况、内外交往等视角去看思想观念是怎么样在士人回话年代关切的历史情境中具体地形成的,上述余英时先生对于宋代一些基本观念的研究即是这一理路。所谓内在理路就是思想的传播、流传、转译、接续等,有其自己的一套基本的观念和核心的问题,这一组具备内在逻辑关联性的问题就构成了一种延续性,如余先生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明清更替,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历史转型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仅仅从清代政治文化和文字狱等视角的展开,而是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来考察。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具备互相调适、转化的可能性,虽然思想史研究本身在历史学研究是边缘,但也因此而具备了一种内在生命力。历史研究所构成的,其实是不同学科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假如一个学科有对自己学科形成的历史脉络的内在化的自我理解,历史在其中是必不可少的。不少学科都在不断“+历史”,而历史反复被“+”后,对于大家历史学本身来讲,是福是祸?历史研究的本身完整的自主性在哪儿?思想史研究本身完整的自主性又在哪儿?“+历史”是让历史学在不断加厚,还是让历史学变成一个公共的学术工具,成为一套大伙都可以用的办法?这背后意味深长。刚刚刘老师提到冯契先生,他过去说过“不论处境怎么样,一直维持心灵自由考虑,是爱智者的本色。”追念冯契先生与本系前辈陈旭麓先生之间的深挚的交往和学术互动,对于大家今天跨源于己所在的学科,真的获得一种跨学科的视线和生命力特别富有启发性。我总在想陈旭麓先生的名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之所以能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学著作,弥漫着一种基于历史事实认知基础上的“思辨”风韵,我想其中可能有他们朋友之间漫长友谊所投注的影响。冯契先生与陈旭麓先生之间的友谊,恰恰证明了各自要打破学科的壁垒,走出去用更为开放的心灵面对和吸纳其他学科的滋养,形成学科之间的对话,这也愈加能够帮助年青学者的成长。

3、嘉宾学术对话

刘:哲学史与思想史有时还是非常接近的。大家对比冯契的哲学史著作《中国近代哲学史的革命进程》和李泽厚思想史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可以考虑它们的研究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到相近之处。譬如,考察他们对严复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时,会发现他们相近的地方大于他们不同的地方。

唐:这是否由于李泽厚先生是哲学家?

刘:在《中国哲学百科全书》中,其中一个条目写中国国内建国将来的哲学家,其中只列了两个人,一位是冯契,一位是李泽厚,把他们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就。虽然李泽厚的研究叫做“中国思想史论”,但还是有非常浓的哲学色彩。他在后记中说到我们的办法论时,大家发现他的思想史研究在不少地方都可以完全归结为哲学史。我举这个例证是想说明这两本书对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不少都接近定义或观念的考察。目前大家再来谈一下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差别。考察某个思想,哲学的进路是要进入思想内部,进行一个类似定义的考察。但对于一个思想史的进路来讲,它会愈加重视“怎么样想到这个问题”,会比较重视提出那个思想时的外部情况。因此唐老师提到的陈嘉映与学生的对话就十分要紧。但这部分对哲学史的考察来讲是比较边缘的,可能仅需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描述,在哲学史的书写中甚至可以不需要提及。哲学史的研究愈加重视一个思想是什么样的。在哲学课堂上讨论某个思想,假如同学考虑的是这个思想具备什么样的社会的、经济的背景,一个哲学系的老师一般是不认可的,觉得这并非哲学考虑问题的方法,由于哲学更需要讨论的是思想本身。在这里我有点困惑的是最初提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区别,也就是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的区别。定义的内在理路较之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可能愈加内在,思想史的内在的理路对哲学来讲可能还是一种外在的理路。历史有不一样的层面,哲学史意义上的历史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定义展开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在具体的哲学家那里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另外,一种历史观之所以有如此一个呈现,它会与哲学家本人所在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关联。

唐:人是具备历史性的,哲学家头脑中的观念是在不同时空下定义的运动,定义相互之间的承接、运动和往返,其实还要依托于一个个具体哲学家的头脑,而这个头脑本身就是在肯定历史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对一些事情的考虑虽然未必与其现实处境一一对应,但一定会有肯定的关系。假如大家在此只做减法,把具体的历史语境剪掉后去考察定义本身,对于哲学史写作或哲学史研究来讲,是否就变成一种去时空的行为?当大家在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时,在其中仍然可以感觉到一种非常深的时空感。

刘:哲学史有不一样的解法。大多数人说黑格尔的哲学史愈加接近哲学的定义,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更具备背景性。大家可能会觉得罗素的作品可读性比较强,但它并非一个最好的关于哲学研究的历史的叙述。哲学作为一个对思想和定义的考察,去除历史语境的同时再语境化,以获得一种超历史的常见性。

唐:余英时先生的学生田浩写过一本书叫《朱熹的思维世界》。余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更多的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叙述,而田浩的书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我也曾把田浩的书与其他学者的书进行比较,大家会看到:假如说思想史的研究会把思想者观念的提出放到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和与同年代学者的交往结构当中,我其实也不太同意把最先进的学者或哲学家的思想观念归于一种庸俗的决定论;另外我也不赞成一种高度的定义化的叙述,由于现在时髦的定义史研究非常大程度上抽离了历史语境,所以定义史在历史学范围时尚的同时也备受批评。

哲学家式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意涵,讲究“洞见”,历史学也同样这样。一份好的研究不是通过不少研究的个案而得出一个前人已有些研究结论,为前人的论证做脚注,即只能为前人的结论丰富史料论证,而不可以有所创见,没穿透、提高和拓展。“洞见”对历史学来讲是尤为重要的,那样“洞见”从哪儿来呢?这是大家每位同学都要考虑的问题。史料在那里,只须够勤奋,可以借助新的技术去搜索,多少都会找到。而作为敏锐和洞见的史识来自什么地方?是大家应该考虑的问题。史识本身特别要紧的出处,就是“跨学科”,而不可以只不过学术的内卷化,只在史学内部进行察看。走出学科以外,形成新的研究视角,提出在历史学内部自我循环时看不到的问题。但中国学术界的跨学科有一个问题,大家的跨学科表现得太过容易,好像搬用几个其他学科的定义或名词就完成了跨学科,这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象征性跨学科,甚至是为跨而跨的跨学科,真的的跨学科应该是大家真的知道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他们的基础问题和核心课程内容,获得一个真的的跨学科思维,而不仅仅是一个新名词的炫耀性用,真的探寻到跨越和提高的动力。大家思勉班的同学应该一直保有开放的心灵和态度,走出去又回过来,让“历史+”对话成为一个契机,不断拓宽我们的学术格局,提高我们的学术境界。

刘: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洞见”不仅仅是一种材料的堆砌。与此同时,这种“洞见”也同样觉得生活世界是尤为重要的。在生活世界中,一个好的史家应该是有一种关切的,对国家、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关切,成为史识的根本出处。从王家范先生等人身上,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如此的精神比“洞见”愈加要紧,是一种作为学术底色的存在。

唐:一个学者、学人的精神底色是尤为重要的。大家的同学在华东师大这个人文空间和学术传统里面成长,要努力进入到这个人文的传统和脉络之中,形成精神的品格与底色来面对学业、生活和挑战。历史学不只提供了一个考虑的契机和资源,它同时也让大家进入到那些历史学家的生命世界,看到他们是怎么样面对他们所处年代的一些波折的。大家同学都会面临各种现实的学业和很多方面的困扰,而这部分传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安身立命的基础,不但有常识的意义,还有精神的价值。

4、嘉宾与学生对话

学生提问:大家今天讲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差异较多,那他们之间又具体有哪些样的相似之处呢?大家又该以何者为切入点来促进二者的融合呢?

唐:大家在这里更多地谈哲学史与思想史二者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期望展示出一种“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他们之间的“同”可能更多地体目前都重视对思想观念的阐发、理解和辨析,这与哲学研究中定义的透视具备肯定的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做思想史还是做哲学史,对人的天分需要都特别高,需要研究者具备一种缜密、有逻辑感的思想能力。目前不少的思想史研究太过于容易化,而思想本身是具备内在的生命力的,其内部的缜密结构在思想史研究中并没得到非常不错的呈现。因此,大家要让思想史给哲学史增加一点历史的底色,让哲学史给思想史增加一点定义式的抽象思维,达成二者之间的一同促进。

刘:大家回到上面所列举的哲学史与思想史的例子。冯契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更多是一个哲学史的研究,他把从中国古时候开始就形成的一个比较要紧的哲学问题的内部框架,用这个框架来理解近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个框架的贡献。后来,冯契先生的学生高瑞泉老师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形成了如此一个研究领会:他慢慢感觉冯契先生的哲学研究办法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讲意犹未尽。这与中国近代哲学自己的特征有关。中国近代的思想家里极少有人提出了很系统的哲学思想,所以对他们的研究可能更多地都指向一种观念。由此,大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有必要从哲学史走向思想史,突破哲学的线路,做一个跨学科的研究。

(此对谈稿为华东师范大学习历史学系2019级“思勉班”王思蕊整理,经刘梁剑教授、唐小兵教授、梁志教授审校和修订。)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